原標題:提升中國智庫核心競爭力
  智庫建設作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既要借鑒其他國家的優秀經驗,更要借鑒中國曆史幾千年治國理政的智慧,“以史為鑒,古為今用”,創造性地發展中國特色新型智庫。作為知識密集型組織,智庫的核心競爭力是智力資本。只有切實提高了智庫的制度保障、人才資源和傳播能力,中國智庫才能真正成為國家崛起的動力之源。
  近日,習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六次會議上強調:隨著形勢發展,智庫建設跟不上、不適應的問題越來越突出。要重點建設一批具有較大影響力和國際知名度的高質量智庫。這既指出了當前中國智庫存在的問題,又對未來發展提出了明確要求。
  當前,中國智庫發展模式的探索,主要以歐美尤其是美國智庫為參照物。基於中國政治制度、歷史文化傳承與歐美國家的不同,如果簡單地照搬歐美智庫發展模式,中國智庫必然會出現水土不服。智庫建設作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既要借鑒其他國家的優秀經驗,更要借鑒中國曆史幾千年治國理政的智慧,“以史為鑒,古為今用”,創造性地發展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縱觀歷史與當代,作為知識密集型組織,智庫的核心競爭力是智力資本。只有切實提高了智庫的制度保障、人才資源和傳播能力,中國智庫才能真正成為國家崛起的動力之源。
  古代智庫繁榮得益於制度保障和人才基礎
  一個民族的歷史深刻影響著這個民族的現狀和未來。尤其是歷史發展規律和歷代治亂興衰的經驗教訓,更是知興替、明得失的有益借鑒。對於智庫起源,學界普遍認為現代智庫起源於歐美,中國曆史上有智囊的悠久傳統,中國現代意義上智庫的發展與改革開放同步。但事實上,歷史視野中的中國智庫決不僅僅是存在智囊傳統這麼簡單。智庫在中國春秋戰國時代早已萌芽,無論是現代意義上的官方智庫還是民間智庫,都曾經盛極一時。
  中國古代智庫的發展演變是一個十分複雜的現象,不是任何單一的觀點所能充分說明的。自春秋戰國時期“士”作為一個階層出現和養士之風的興起直接催生了中國最早的智囊機構“稷下學宮”,一直到清朝末年幕府和師爺的繁榮,經歷了一個漫長髮展歷程。縱觀歷史,中國古代智庫的發展與繁榮得益於制度保障和人才基礎。所謂制度保障就是古代的決策咨詢制度和以察舉制與科舉製為核心的人才選拔制度,人才基礎就是中國的士大夫階層和其“士志於道”“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社會角色定位和文化精神。從歷史經驗中,可以對當代智庫發展帶來有益的啟示。
  傳統士大夫志在澄清天下,其社會地位亦然。古代的“士”與現代的知識分子雖然不是社會學意義上的同一階層,但在文化思想上一脈相承。社會學意義上的知識分子與士的明顯區別是,知識分子不是四民之首,而是一個在社會上自由浮動的社群,徘徊於學術與政治之間。
  科舉制在知識與政治之間構建了一個橋梁,一個現代意義上的旋轉門。科舉制不僅僅為“士”直接參与國家治理提供了制度保障,還具有溝通社會上下層、促進社會階層流動以及文化整合的重要功能。科舉制廢除之後,傳統的士階層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知識分子社群從思想、文化上承繼了傳統的士精神,但在政治上卻不再占據權勢地位。當代社會,知識分子在文化上的影響力不斷得到提升,但是仍然沒有制度性的設計以保證知識分子對政治的參與和影響。
  古代決策咨詢制度順應生產力的發展不斷調整與完善。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智庫都有一定獨立性。古代智庫的獨立性表現在知識的獨立和制度的獨立。制度的獨立性是指作為一個被國家承認的、相對獨立的依附統治階級並與正官相並行的政治力量而存在。“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正是對決策咨詢制度具有獨立性的一種描述。
  不可否認,中國古代智庫與現代意義上的智庫是有區別的。在古代智庫的發展中,作為核心群體的士大夫所秉持的“士為知己者死”的道德價值觀念,以及統治階層對決策咨詢獨立價值認識的局限性,都限制了智庫的發展。
  從智力資本入手提升智庫核心競爭力
  僅僅借鑒歷史智慧是不夠的,要創造性地發展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還必須在結合中國國情和歷史傳統的基礎上,運用好西方經驗與當代理論。
  近幾年中國智庫的發展非常迅速,涌現出了一大批新型智庫。但是,問題也很明顯,比如:不同類型智庫之間發展不平衡,缺乏競爭機制與互補機制;智庫泛化現象嚴重;智庫公共外交意識與能力不足;智庫的網絡輿論影響力缺乏;思想創新能力不足;近年來,出現了少數新興智庫過度媒體化、商業化現象,等等。
  從經濟學的視角,智庫的核心競爭力就是智力資本。智力資本又由人才資本、制度資本和關係資本三大要素構成。要真正實現中國智庫質量和影響力的提升,需要從提升中國智庫的智力資本入手。
  人才資本。智庫是知識密集型組織,其存在的價值就是進行思想創新,人才是第一要素。智庫的人力資本由領導人才和研究人才兩方面構成。領導人才需具備政治智慧和政策把握能力、智庫管理和運營能力,並且具有全球意識和傳播意識。在西方,這種智庫領導者被稱為政策實業家。智庫研究人才首先須具備深厚的研究功底,是某一領域的專家。其次,要具備良好的語言表達能力,能夠面對媒體和公眾進行思想傳播。智庫研究人才還要瞭解現實政治的需求,要有士志於道的擔當與精神。中國的學者很多,但是依然很缺乏這種智庫人才。
  制度資本。沒有好的制度,智庫數量再多,投入資金再大,也很難實現研究質量的提升和影響力的實現。目前,中國智庫的發展,需要從三個層面提升制度保障。第一個層面,政府的決策過程中對政策咨詢的需求要形成制度。古代決策咨詢制度能夠綿延數千年,其組織形式和制度創新能夠適應生產力的變化,是其得以延續的最重要因素。當代決策咨詢制度建設,必須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第二個層面,智庫運營中,要吸取和學習歐美國家的現代管理制度。歐美國家智庫運營普遍採用現代企業管理制度,以研究為核心,行政為輔助,全方位為研究人才提供思想創新的制度保障。第三個層面,對於人才的吸取和培養,以及對國家治理的參與也要有制度保障。古代科舉製為知識分子參與政治提供了通道和制度保障。現代智庫的發展,從某種意義上,可以重新開啟中國古代科舉制所帶動的知識與政治之間,道統與政統之間的這種流動和旋轉。目前旋轉門已經開啟,但最多只有半扇門。退休官員進入智庫只是一方面,更多的,我們要推動智庫與政府現任官員之間形成人才流動機制。
  關係資本。所謂關係資本主要是指智庫的影響力傳播媒介和網絡。歐美智庫的影響力之所以巨大,與它們在關係資本上的投入是分不開的。中國智庫近幾年對關係資本已經非常重視,甚至出現了過度重視信息傳播的現象。但是在智庫的關係資本中,對新媒體的傳播能力和網絡構建卻非常薄弱,尤其是新媒體的國際影響力構建。
  中國智庫在新媒體傳播方面的國際影響力與我們的歐美同行相比差距非常之大。根據數據分析,大部分中國智庫的網站幾乎沒有國際影響力,更談不上對各種新媒體傳播媒介的運用。以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為例。布魯金斯學會的網站不但發佈最新政策主張和學者觀點,影響媒介和政治議程,引領社會輿論,而且不斷根據信息技術的發展和受眾需求的改變調整新媒體傳播策略。他們的網站有約50%的訪問量來自非美國地區,遍及歐洲、北美、亞洲、非洲、大洋洲,有著全球性的影響力。中國智庫需要在整體上充分意識到這一問題的重要性,首先要建設好自己的機構網站,運用互聯網思維,具備全球視野,把智庫的網站打造成傳播全球影響力的重要媒介。另外,要緊跟信息技術的發展步伐,結合受眾需求,不斷調整傳播媒介和傳播方式。鑒於新媒體影響力的全球性和擴散性,以此,也可以作為一個提升中國智庫國際影響力的突破口。
  如果中國智庫在這三大方面能夠有所作為,其質量和影響力的提升指日可待。在世界各國的智庫發展道路上,每個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都對其智庫發展模式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而這些智庫又對國家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中國智庫的發展將會在借鑒世界各國智庫和中國曆史經驗基礎上,逐步探索、形成服務於國家繁榮和民族進步的中國特色新型智庫。(作者/王莉麗 來源/學習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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